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影响了国际国内经济正常运转，金融风险和挑战急剧增加，无论是银行，还是信托、保险等非银金融机构,其风险资产规模和不良率都呈现攀升趋势，使得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不良资产供给激增的行业利好周期强势拉长，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坚守主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很大的空间。

一、疫情之下，不良资产商机何在

首先是银行和非银金融机构处置风险资产的需求上升。在疫情和政策的双重催化下，2020年中国境内商业银行需处置的不良贷款规模上升到3.4万亿元，创历史新高；香港金管局月报数据披露的认可机构不良贷款余额也超过600亿港元。信托计划逾期、保险投资亏损，非银金融机构的风险也在持续暴露。由于疫情导致的金融风险具有滞后性，可能还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可以预见，金融体系待剥离的不良资产规模在未来1-2年将大幅增长。

其次，部分金融机构“暴雷”待接管重整。随着金融去杠杆和严监管的推进，中小银行经营状况分化严重，包商行事件催化了行业优胜劣汰的进程；部分信托公司前期激进扩张集聚的风险开始加速释放，信托计划逾期甚至违约事件增多；保险业务亏损包袱难甩，偿付能力遭到质疑，疫情加剧了风险暴露。部分金融机构自身劣变为高风险企业，接管重整的过程有很大的业务商机。

第三，黑天鹅事件诱发了资本市场不良业务。疫情期间，由于债务集中到期和主体信用分化影响，债券市场和资金市场振动幅度加大，中资美元困境债、承压债、违约债的数量和规模迅速扩大，衍生出相应的配置和交易机会。除此之外，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导致风险从金融机构分散至资本市场和投资者，上市公司纾困、退市风险化解等需求持续增长，PE不良资产市场还是一片蓝海。

第四，疫情加速了经济结构调整进程，实体经济严重受挫。一年多以来餐饮零售业被迫转型“上线”，酒店旅游业整体陷入停滞，交通运输服务业几乎完全停摆，中小企业面临破产倒闭的压力，甚至头部企业、大型企业也逃不过严重亏损的风险，对于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的实体经济无疑是雪上加霜。随着困境企业债务危机化解、并购重组需求的增加，不良资产业务领域不断扩大。

二、挑战升级，经营模式和处置路径亟待改革创新

一方面，同业竞争日益激烈。万亿级不良资产市场下，“5（全国性AMC）+2（地方AMC）+N（民营AMC）+银行系（AIC）”的市场格局初步成形，或许还有第六家全国性AMC将要落地，百舸争流，行业竞争挑战加剧，除了带有科技加成的互联网公司及其他机构的跨界竞争，还有较高市场化水平和较强产品创新能力的“华尔街秃鹫”。

另一方面，不良资产类型多样多变，处置化解难度升级。由于本次周期持续时间长，疫情影响面广，风险逐步从中小企业扩散到大型企业，新增不良资产业务呈现出“大”且“难”的特点。传统的处置化解思路，如转让出售、催收诉讼等，传统的不良资产行业生态，如AMC加上围绕在其周边的服务商，已不能满足当下不良资产处置需要，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不良资产的流转效率和价值提升效果。

三、转型求变，合作共赢促行业高质量发展之路

第一，要加快构建不良资产处置行业生态圈。汇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金融资产投资公司、非持牌不良资产经营机构、国内外另类投资机构、投行、律所、评估等在内的所有参与者，博采众长，多元合作，共享资源，开辟特色化可持续发展之路。四大AMC有20多年的不良资产处置经验，积累了信息、管理、技术、人才和资金等优势，应当在行业生态圈中主动担当，发挥好领头羊作用。

第二，要不断拓宽不良资产化解处置路径。一是灵活、综合运用市场化债转股、不良资产证券化、不良基金等手段，分类施策，精准拆弹。二是要不断提升不良资产从业人员的能力，主动对接专业领域的头部机构和优秀人才，形成合力。三是要探索多重协同机制，包括政府支持和经济手段联动、“产业+金融”合作、互联网科技赋能等等，通过当地政府组织协调统筹、利用优质产业客户的经营强项、发挥互联网的价值确定和市场发现功能，加快不良资产的处置化解。

（作者为香港中国金融协会副主席，信达香港董事长）

转载自: 香港中國金融協會